张明徽：医者应该坚守人文使命

免疫细胞治疗是抗击癌症的“殿后部队”

苏周刊：根据您的研究，免疫细胞治疗对癌症来说，有什么积极意义？

张明徽：手术、化疗、放疗，仍然是医疗行业所认知的主流癌症治疗方法。但这些方法，目前来看，即便能解决也是短暂的。以前癌症通过这三种方法干预以后，五年不再复发，就叫临床治愈。现在大家的观念要改变了，尤其是免疫治疗的技术跟上以后，可以让病人带着肿瘤长期存活，临床上叫“长期带瘤生存”。

免疫治疗以前总被当成万金油，叫辅助治疗，这种看法有偏差。对于癌症这个复杂疾病的治疗，我通常有一个比方，说它像打一场复杂的战役。打复杂的战役就需要有战略，谁当先锋，谁做中军，谁来殿后，要有缜密的安排。目前来看，手术、放化疗相当于先锋或者中军，能把癌细胞的大部分都清除掉。但是癌症有一个特点，理论上有一个癌细胞残存下来，将来就有可能卷土重来，转移复发。对这种情况，我们传统的手术、放化疗无能为力。这时免疫细胞治疗就能发挥出独特优势。

每个人都有突变或癌变的细胞，但正常人体的免疫系统都比较强，所以绝大多数人的癌变细胞长不成肿瘤。已经出现肿瘤的人，如果通过手术或放化疗把大部分癌细胞都清除了，

对残存的那些，及时用上好的免疫治疗方法，就有可能取得完胜。所以，在癌症的综合治疗中，我把免疫细胞治疗看做是殿后部队，对战役的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

苏周刊：这项技术能走向成熟吗？前景如何？

张明徽：称一门医疗技术成熟不成熟并不合适。目前讲的所谓成熟药物，就是上市药物，但也常常是有条件的针对某个人群，某个适应症的临床效果。即便上市药物，在长期的临床使用中，也很难保证不同人种，不同病情，更大人群具有同样的效果和副作用。特别是因为每个个体都不一样，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问题。对于医学技术，就更加复杂，它是随着理论和技术在不断提升和更新换代的。所以说，在医学上，成熟是要慎重提的，我们都是在一边研究一边解决问题。

对于免疫细胞治疗，只能说理论上是没有障碍的，但不同的人制造，不同的人使用，差别很大。免疫系统很复杂，我们对它的认知仍然很肤浅。免疫细胞有上百种，我们目前了解的也就十几种。对于它的功能，包括它在生理或者病理中的作用，知道的就更少了。再一个，免疫系统的复杂度表现在，它在发挥作用的时候，要打一个配合战。在解决癌症问题时，目前需要去寻找抗击癌症最厉害的抗癌细胞，并知道这种细胞跟谁去配合。

攻克癌症很难，医学研究要让大众受益

苏周刊：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免疫细胞治疗研究的？张明徽：我研究免疫学，从1994年开始，当时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。NKT的研究从2005年开始，我偶然发现有一个细胞很特殊，就去解析、研究它，发现它是NKT细胞的一个亚类。然后，又去探究它在人体上到底有什么作用。花了5年时间，才对它的抗癌作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。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一位走投无路的患者找到我，自愿尝试。我就给这位晚期的肝癌患者进行了试验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在那之后，我的工作重点就放在了NKT的抗癌治疗上。

苏周刊：魏则西事件，对您的研究是否产生了影响？

张明徽：这个事件以后，社会上的过度化行为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。但对于临床研究，政府并没有阻止。临床研究有它自己的规范，技术好不好，最终要靠患者检验。

任何一个技术，早期产生的时候，成本都比较高。是很多有条件的人，或走投无路的人去使用，还不能普遍化。但免疫治疗技术的进步很快，如果政策对路，经验积累也很快，未来它一定能让大众受益。作为一个研究者，要是一个好技术不能让大众受益，那这个研究还不彻底。相信将来，免疫细胞治疗一定也能达到这样一个广泛使用的状态。

苏周刊：坚持这项研究的目标是什么？

张明徽：这种开创性的研究，失败的概率很高。如果对研究的认知或者自己的使命没有高定位，很难坚持。癌症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，现代肿瘤学发展了50多年，还是打了一个败仗。手术、放化疗上都有很大的技术上的革命，还没有把它解决彻底。可想而知，解决癌症的道路有多么艰难。

一个研究，特别是医学研究。它最后的评价，就是你到底能解决什么医学问题，解决的程度怎么样。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挑战的决心，大部分人都不会去从事创新性研究。而且，光研究出来一个方法，写文章告诉别人，我认为也不是研究的终点。研究的终极目标，是要能够解决医学难题，能让患者受益。我还要一直坚持下去，不断去完善这个技术，不断总结经验。

能自愈的小病最好少用医学方法干预

苏周刊：您曾说感冒其实与癌症也有关联，怎样认识免疫系统的作用？

张明徽：免疫系统很复杂，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机制有一个基本了解。比如说感冒，从我的认知来说，普通感冒是一个好事情。感冒就是外部细菌侵入人体，免疫系统来对抗它。当免疫系统被调动起来，把这个细菌清除掉，免疫系统也得到了锻炼。在免疫系统启动时，它所发挥的作用，并不仅仅是把细菌干掉，同时会把身体中产生突变的一些细胞清除掉。所以，感冒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练兵，对于防癌也是有好处的。但是，我们也不能刻意地制造感冒。

人体的自愈能力相当强，我们要认知到这种功能。如果能够自愈，就少用一些医学的方法去干预。

苏周刊：细胞治疗，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吗？

张明徽：免疫细胞治疗，主要是针对癌症。从细胞治疗和药物治疗的差异来看，细胞治疗是一种更复杂的系统化治疗。细胞的作用不像药物那么单一，化学药物进去，解决的问题很单一，产生的问题更多、更复杂。细胞的副作用少，后期产生的正向作用多一点，因为它毕竟是来自于人体的正常成分。很多老年人，白头发很多，用免疫细胞治疗以后，会有白发变黑的现象，这是免疫营养的作用。因为免疫细胞非常复杂，在解决癌症的同时，它的一些其他作用同时都能显示出来。

比如，现在有一类叫间充质干细胞，它来源于早期的人的组织，比较有活力。这类细胞的作用跟免疫细胞刚好相反，它对免疫系统会有一定的平抑作用。对于一些免疫系统出现偏差、混乱的病症，用这种细胞去干预，已显示出一定的前景。理论上来说，未来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治疗作用的细胞，靠它们解决一些特殊疾病。但是技术很复杂，临床验证需要时间。

苏周刊：预防癌症，平常应该注意什么？

张明徽：饮食方面值得注意。癌症的原因，一个是自身基因的问题，但是是少数。最重要的，是外部环境的恶化，水、空气的污染等等。大量有害物质进入人体，会加速细胞的突变，造成肿瘤的高发。

我个人的建议是清淡饮食。这几年各种疾病高发，很多跟我们过度摄入有关。比如“三高人群”越来越多，是因为我们不健康的饮食。像血糖过高，就是癌症高发的一个因素。按照癌细胞的营养摄取方式，糖分越高，癌症越容易发生。清淡饮食，少一点动物性来源的食品，多一点素食，可能会更好。

要全社会广泛参与，倡导人文医学

苏周刊：在患者与专业人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，癌症治疗应该注重什么样的医学伦理？

张明徽：医学行业，伦理是放在第一位的。把医学当成一个产业，我认为走偏了。医学最早是济世救人的，是一种慈善。它不是以赚钱为目标，是给人解决痛苦的。当然，要让它运转起来，看病就需要一点钱。所以慢慢地，形成了医院的模式。现在医学发展很快，但普通老百姓对于医的认识还是少，信息不对称性越来越强。魏则西事件，就是信息不对称，加上一些不正确的解决途径才造成的。

我从事教育出身，首先是一个老师，其次是研究者，最后才是一个医生。我认为医学的普及教育非常重要，让大众了解医学知识，对于重病治疗来说更是迫在眉睫。有一个话题叫医患共同决策，就是一种复杂的疾病，不是只从医生的角度去决定怎么治疗。医生不光是要看到病，更要看到病的载体——人。在治病的时候，如果关心到病人的心理、病人的社会关系，那么在制订治疗方案时，就不会用一种标准化、模块化的方式。

所以，我觉得治疗癌症这种复杂疾病，必须涉及一些人文的东西。癌症看起来是细胞癌变了，其实还跟心理有关系，可以说是一种身心型疾病。医者，应该坚守自己的人文使命，对疾病、对患者的心理都要有一个充分认知，要把信息全面展示给对方。

苏周刊：能否具体阐述一下您所说的“人文医学”？

张明徽：我现在做人文医学这一块，主要做的是教育，教育的对象是医生加患者。医生除了治病，要真正去了解病人的心理，了解他具体的需求。从非医学的角度去给他解决问题，主要是心理上的问题。比如，现在癌症领域大家强调“舒缓医疗”，对于走到生命终点，现代医疗技术没法干预的时候，我们采用一种人文的关照，舒缓一点，让病人走得不痛苦、不恐惧。

要倡导、实践“人文医学”，不仅需要医生、护理人员，还需要患者及其家属、志愿者广泛参与进来。例如，台湾的慈济医疗系统，有很多的志愿者。而且很多志愿者原来是患者，他把自己治疗中的一些体会分享出来，这种交流对于患者的康复非常有意义。人文医学，可以进一步解决医患矛盾、促进疾病康复。

苏周刊：倡导人文医学，还有哪些积极意义？

张明徽：这个社会投入最大的，是晚期病人。假如我们非常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，对于晚期病人，应该给他一个精神上的慰藉，减少过多医疗技术上的干预。节省下来这些资源，给那些还有希望彻底治愈的患者。我们把有限的社会资源，不管是社会付出也好，家庭付出也好，用在一些危重人群身上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不是一种好的结果。

现在中国的医疗问题，我认为存在两个方面：优质资源的供给不足和社会人群的过度需求。一个病人如果家里有条件，跑遍北京、上海等地的医院，一趟下来得找上10个甚至更多的医生给他看病，这就是一种过度需求。产生过度需求的原因，很大程度上就是信息不对称，以及对医生的不信任。

做好人文医学，未来要传播医道

苏周刊：实践人文医学，怎样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？

张明徽：首先，医疗行业是社会效益优先于经济效益的行业，如果颠倒了，必定导致医疗行业的人员以追逐经济效益为主，导致偏差和问题。

当然，现在大家都想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条件，必然有一个经济代价问题。这个费用谁来承担？除了社会保障体系，还有一些人通过商业保险，还有一部分是自付。再有就是这个社会文化塑造得非常好的时候，有些人出于一种善心，捐给慈善机构，帮助一些人。我想，从经济角度来说，应该是从政府、商业保险、患者本身、慈善机构四个方面，来系统解决这个问题。

做好人文医学，未来，我想还是要传播医道，有钱的人出点钱，给没钱的人一点帮助，达到一种循环。没钱的人如果受益了，可以做义工。这就是我理想中的一种医疗方式，一种自循环。特别是对癌症病人，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尝试。

苏周刊：从社会的角度，应该怎样更加重视起来？

张明徽：现在的医学，我认为大家的理念还是有局限性，认为医生的责任就是治病。其实真正的医，最终的目标是天下无病，防病于未然，这是我们医学界要去努力实现的目标。

我们现在治疗，都是迫不得已去解决很多危重的病。现在看来，光靠医学技术的干预是无法根本解决的。解决问题要看到它的根本，只有改善生存环境，改善社会状况，改善人的心理，才能让疾病越来越少。如果根本上的问题解决不了，疾病会越来越多。医生就成了堵枪眼的，纯粹是一个体力活，而我们不能永远在堵枪眼。